从洋务运动说起的近代史-02举步艰难的铁路和电报建设

对比中日两国精英阶层在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中的理念差异，就很值得反思。与日本的明治改革家们相比，清朝最杰出的官僚和知识分子都没有从制度层面求变，他们认为中国之落后只在雾气而已。

从洋务运动说起的近代史-02举步艰难的铁路和电报建设

对比中日两国精英阶层在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中的理念差异，就很值得反思。与日本的明治改革家们相比，清朝最杰出的官僚和知识分子都没有从制度层面求变，他们认为中国之落后只在雾气而已。

1864年6月1日，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在南京病逝，内战指日可期。第二天，主管国政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就像慈禧太后上了一个很著名的奏折，同治三年四月戊戌，总理各国事务，恭亲王等奏提出，查治国之道，在乎自强，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练兵，又以志气为先。这份奏折还附有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一封信件，内容是红章，窃以为，天下事穷则变，变则通。中国欲自强，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。欲学习外国利器，则莫如觅志气之气。简而言之，要强国就得造武器，造武器就得办工业。

在一年多后的置办外国铁器厂机器人中，李鸿章的观点仍然是，书籍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，以制现出于相行思可有备而无患。事实上，早在1842年鸦P战争失利后，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就已经阐述了类似的观点，他在海国图志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。二十多年后的恭亲王李鸿章等人仍然没有超出这一认识高度。李鸿章更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，独火器万不能及。精英阶层对传统文明的过于自信以及对制度重构的漠视，成为中国现代化进步的最大障碍。一直到1898年前后，一洋务派名臣、湖广总督张之洞依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，试图在维护封建纲常的前提下推动洋务事业。

在知识界，对传统文化的恪守，更是与西方文明的引入形成了有趣的矛盾关系。文化名流辜鸿铭便论述说，今日世界真正的、最大的敌人是体现在我们身上的商业主义精神。这种由自私与怯懦结合而生的商业主义精神造成了全盟崇拜的泛滥，这种精神的泛滥促成了战争的爆发。要制止战争，我们就得首先消除商业主义精神。

顾氏本人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矛盾标本。他早年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，精通英法德、拉丁、希腊、马来等9种语言，据称获得过13个博士学位。他的英文水平号称晚清第一。可同时，他又是一个极端的就学捍卫者，终生长遍青山，到了民G也死活不肯剪掉那条尾巴。他赞同一夫多妻制，最著名的论据是男人是茶壶，女人是茶杯，一个茶壶肯定要配几个茶杯，总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。在辜鸿铭等人的儒家传统理念……